下面是你给出的六页内容的完整翻译。我按原有版式分段，并在第一次出现的专有名词后，用括号标出英文。
AP® 比较（AP® Comparison）
**问题：**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见第4章）的起源，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起源有何不同？
奥斯曼帝国中的穆斯林与基督徒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像莫卧儿国家（Mughal state）一样，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同样是由突厥武士集团（Turkic warrior groups）所创建。这些集团对农业文明发动的激烈袭击，有时会以伊斯兰术语“圣战”（jihad）加以合法化，被视为对“异教徒”（infidels）进行的、带有宗教授权的战争。大约自公元1300年起，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northwestern Anatolia）的一个根据地出发，这些奥斯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在随后三个世纪中席卷了中东（Middle East）、北非（North Africa）以及东南欧（southeastern Europe）的大片地区，建立起伊斯兰世界中最重要的帝国（详见地图5.4〔Map 5.4〕）。在这些世纪里，奥斯曼国家从一个边疆小公国，转变为一个繁荣、强大而且国际化的帝国，它既是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继承者，也是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继承者。奥斯曼苏丹（sultan）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突厥武士王子，又是穆斯林“哈里发”（Muslim caliph），还是一位征服型皇帝，挥舞着“伊斯兰之强剑”（“strong sword of Islam”），担任信仰的首要捍卫者。
地图5.4 奥斯曼帝国（Map 5.4 The Ottoman Empire）
在十六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疆域辽阔，涵盖众多不同的民族，横跨欧洲（Europe）、非洲（Africa）与亚洲（Asia），并先后与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和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交战。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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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300年的奥斯曼核心地区（Core Ottoman region, ca.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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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Suleiman）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疆域，1566年（Ottoman Empire under Suleiman,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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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的奥斯曼帝国藩属国（Tributary stat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66）
阅读地图（Reading the Map）：
哪些地理特征和政治现实，构成了奥斯曼帝国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建立联系（Making Connections）：
将此地图与地图5.2“俄国帝国”（The Russian Empire）进行比较。1689年之后，黑海（Black Sea）以北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帝国之间，很可能在何处出现紧张或冲突？
AP® 因果分析（AP® Causation）：
哪些历史因素促成了奥斯曼帝国向地图中所示地区的扩张？
（地图中出现的主要地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维也纳〔Vienna〕、奥地利〔Austria〕、匈牙利王国〔Kingdom of Hungary〕、克里米亚汗国〔Khanate of the Crimea〕、黑海〔Black Sea〕、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爱琴海〔Aegean Sea〕、伊斯坦布尔〔Istanbul〕、埃及〔Egypt〕、叙利亚〔Syria〕、阿拉伯半岛〔Arabia〕、波斯萨法维帝国〔Persian Safavid Empire〕等。）
土耳其社会与女性地位的变化
获得这样一个帝国，也改变了土耳其社会生活。此前，中亚游牧社会中的妇女拥有相对独立性，能与男性公开交往，并在社会中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然而，自从突厥人自十世纪开始皈依伊斯兰教（Islam），并随后在古老、父权色彩浓厚的地中海文明（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腹地建立起帝国之后，这种状况逐渐消失。如今，土耳其城市妇女发现自己被隔离、往往被遮盖面容；来自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与苏丹（Sudan）的女奴数量不断增长；官方的人口普查并不统计女性；而且，正统穆斯林改革者试图限制妇女的宗教集会。
然而，即使在定居伊斯兰帝国带来的新束缚之下，土耳其妇女仍保留了部分在游牧社会中曾享有的社会权力。大约在1550年至1650年间，皇室（royal court）中的妇女在政治事务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致批评者们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妇女苏丹统治时代”（“sultanate of women”）。伊斯兰法律允许妇女拥有重要的财产权，这使得一些妇女得以成为富裕阶层，为宗教和慈善事业提供捐赠。许多女性积极利用奥斯曼法庭以保护自身在婚姻、离婚和继承上的合法权利，有时亲自出庭陈述，或作为女性亲属的代理人出庭。1717年，一位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妻子写道：“很明显，可以看到她们享有的自由要比我们多得多。”
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代表着突厥人（Turkic people）势力的崛起，因为它的版图中包含了大量阿拉伯人（Arabs）居住的地区，而伊斯兰教正是诞生于阿拉伯人之中。保护麦加（Mecca）、麦地那（Medina）和耶路撒冷（Jerusalem）这三座伊斯兰圣城的责任与特权——如今都落在奥斯曼帝国身上。1534—1639年持续一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Persian Safavid Empire）之间的冲突，则围绕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派分歧展开：奥斯曼帝国奉行伊斯兰教的逊尼派（Sunni version of Islam），而萨法维帝国则坚守什叶派（Shia form of the faith）。这一冲突表达了伊斯兰世界内部深刻而持久的分裂。尽管如此，波斯文化（Persian culture）——尤其是诗歌、绘画以及帝国辉煌传统——在奥斯曼精英阶层中仍占据显著地位。
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的相遇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与其莫卧儿对应者（Mughal counterpart）一样，是近代早期最为重要的跨文化接触现场之一，为本章所讲述的伊斯兰世界（Islamic world）与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之间的互动历史再添一笔。随着奥斯曼帝国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扩张，拜占庭国家（Byzantine state）的力量明显削弱，定居在该地区的大量土耳其人（Turkish settlers）使得帝国以基督徒为主的人口开始大规模改宗伊斯兰教。到1500年左右，安纳托利亚约90%的居民成为穆斯林与突厥语使用者。
1453年对拜占庭基督教世界（Christian world of Byzantium）的突厥进攻达到高潮：当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座城市沦入穆斯林之手。该城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这座辉煌的基督教城市也就此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作为罗马（Rome）荣耀与东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守护者的拜占庭，从此不复存在。
维也纳之围与巴尔干地区
(The Ottoman Siege of Vienna, 1683)
图注：《奥斯曼对维也纳的围攻，1683年》（“The Ottoman Siege of Vienna, 1683”）。这幅十七世纪晚期由佛兰德斯画家弗兰斯·格费尔斯（Frans Geffels）创作的画作，描绘了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向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发动进攻并被击退的情景。这场战役在法国（French）与波兰（Polish）的援助之下，标志着穆斯林对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构成的严重威胁的终结。（画作收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卡尔广场〔Karlsplatz, Vienna, Austria〕，埃里希·莱辛艺术资源馆〔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AP® 证据分析（AP® Analyzing Evidence）：
这幅画中的哪些内容表明维也纳之围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帝国东南欧领地（southeastern European domains），即所谓巴尔干地区（Balkans），奥斯曼人与基督教居民的接触方式，与安纳托利亚截然不同。在巴尔干地区，穆斯林统治着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大量人口，但由于土耳其移民数量稀少，加之奥斯曼当局愿意容纳当地的基督教会，与安纳托利亚相比，这里改宗伊斯兰的人要少得多。到十六世纪早期，巴尔干地区仅约19%的人口是穆斯林，81%的人口仍为基督徒。
许多基督徒起初欢迎奥斯曼征服，因为奥斯曼的税赋较轻，压迫也比此前的基督教统治者温和。诸如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和亚美尼亚教会（Armenian Church）等基督教社群在管理其内部社会、宗教、教育及慈善事务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然而，许多基督徒和犹太妇女通过在婚姻和继承方面对穆斯林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利用奥斯曼法律来争取自身利益，因为奥斯曼法律在财产权方面相对比她们先前所在社会更为有利。
大量基督徒男子——巴尔干的地主（Balkan landlords）、希腊商人（Greek merchants）、政府官员以及高级教士——成为奥斯曼精英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无需皈依伊斯兰教。犹太难民（Jewish refugees）在西班牙（Spain）“刚刚从伊斯兰统治中被解放”的基督教统治下受到迫害，他们逃离西班牙，来到奥斯曼帝国，在这里他们在贸易与银行业中获得了显赫地位。通过这些方式，帝国内的基督徒与犹太人群体与莫卧儿印度（Mughal India）中占多数的印度教徒（Hindu majority）在待遇上颇为相似——其统治方式与阿克巴大帝（Akbar）的政策颇为相像。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土耳其统治对基督徒则十分严酷。通过一种被称为“德夫希尔梅”（devshirme，意为“征集或收集”〔collecting or gathering〕）的制度，奥斯曼当局从基督徒家庭中征召成千上万的男孩为国家服务。这些男孩被从家庭与社会中带走，通常会改宗伊斯兰教，并被训练进入文官体系或军事体系中的精锐禁卫军（Janissary units）。尽管对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这是可怕的打击，但德夫希尔梅制度也为这些男孩提供了在奥斯曼帝国内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不过这种社会晋升却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即使在帝国内部，奥斯曼当局对基督徒一般并不过分苛刻，但在整个帝国疆域之外，它仍被视为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大威胁。对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夺取、对巴尔干（Balkans）的征服、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Mediterranean）上的优势，以及1529年和1683年两次对维也纳（Vienna）的围攻，使人们再次产生了“一场穆斯林对整个欧洲的接管”（“the specter of a Muslim takeover of all of Europe”）的恐惧。1555年，一位欧洲大使从土耳其统治者苏莱曼（Suleiman）的宫廷中惶恐地报告说：
他率领二十万大军践踏匈牙利（Hungary）的土地，驻扎在奥地利（Austria）的城门之前，威胁着整个德国（Germany），并在其麾下聚集起从我们边界直至波斯（Persia）的所有民族。
确实，“土耳其人的恐怖”（“terror of the Turk”）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恐惧，把基督教世界置于防御状态之中，即便在同一时期，欧洲人正积极向大西洋（Atlantic）和印度洋（Indian Ocean）彼岸扩张。
然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与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接触也催生了钦佩与合作，而不仅仅是恐惧与战栗。意大利（Italian）文艺复兴艺术家在作品中描绘了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赞扬奥斯曼苏丹在宗教上的宽容，将其与基督教的不宽容相对比：“这位土耳其王（King of the Turks）统治着世上广大地区，各种宗教与宗派都在其境内得到保护。然而他却不强迫任何人，相反，他允许每个人按自己良心的指引生活。”法国政府有时也会发现，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共同对抗共同敌人哈布斯堡奥地利（Habsburg Austria）颇有裨益，而欧洲商人则经常自愿违抗禁止向土耳其人出售武器的教皇诏书（papal ban），同奥斯曼进行军火贸易。由此可见，跨文化接触从来不仅仅意味着冲突。
AP® 考试提示（AP® Exam Tip）：
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欧洲、北非和西南亚政治与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AP® 考试提示：
注意不同时期帝国如何对待境内不同宗教与族群，本节内容特别涉及1450—1750年这一时期。
反思：世界历史中“语境”的核心地位
(Reflections: The Centrality of Context in World History)
从老师和学生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说得委婉一点，是一门“庞大”的学科。它的细节很容易让人感到不知所措。然而，世界历史的核心任务并不是简单堆砌无穷无尽的事实或具体事例，而是要建立一个个“语境”或“框架”（contexts or frameworks），在这些语境中，经过精心挑选的事实与案例会获得新的意义。在世界历史中，每一件事件、每一个过程、每一位历史人物、每一种文化、社会或文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被纳入了更大的语境或框架之中。换言之，“语境化思维”（contextual thinking）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
欧洲人在美洲（Americas）进行殖民活动的大致轮廓，对大多数美国（American）和欧洲学生来说都十分熟悉。但是，当我们把这一故事放在近代早期其他帝国建构计划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时，它便呈现出新的、不同的意义。这样的语境有助于消解我们思维中可能残留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提醒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扩张与活力中，欧洲并不是唯一的中心；不同文化背景的诸多民族之间的互动，正是近代的显著特征，而这类互动可以从多个来源加以观察。我们又有多频繁地意识到：那个在大西洋彼岸建立美洲帝国的“欧洲基督教世界”（European Christendom），本身也曾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Balkans）地区扩张的受害者？
这种“语境化”的思考方式还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以其他帝国为镜子时，我们是如何理解欧洲帝国（European empires）的独特性的。中国（Chinese）、莫卧儿（Mughal）与奥斯曼（Ottoman）帝国延续了更早期帝国建设的模式，而欧洲诸帝国则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事物——一个包括欧洲、非洲（Africa）和美洲在内的“互动的大西洋世界”（interacting Atlantic world）。此外，欧洲帝国对被其纳入统治体系的人民造成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帝国。没有任何地方像美洲那样，因帝国扩张而出现如此灾难性的、以人口崩溃为特征的结果。亚洲帝国也没有在大西洋世界之外建立起类似欧洲在美洲建立的那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最后，相比于其领土扩张给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影响，欧洲本身更大程度上被其在美洲的属地所改造。欧洲人从这些帝国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生物资源——玉米、土豆、番茄、巧克力、烟草、木材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同时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黄金、白银以及土地。
如果我们需要为世界历史拟定一句座右铭，那么可以是这样一句话：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语境就是一切。
AP® 考试提示：
在本节中，作者指出：理解历史“语境”对于理解世界历史至关重要，而这恰恰也是AP®考试所要考查的内容。请思考你在本课程中已经进行过的政治（例如帝国建构）、社会（例如不同宗教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和经济（例如帝国在贸易方面的政策）等方面的联系与比较。
如果你之后需要把这一整段内容整理成读书笔记或思维导图，我也可以帮你按“奥斯曼对内”“奥斯曼与伊斯兰世界”“奥斯曼与基督教世界”“语境的重要性”这几个板块再总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