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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连接与互动
1200–1450
目录（本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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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欧亚的联系：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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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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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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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印度洋的联系：海上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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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贸易、国家建构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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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国家建构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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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上远航与印度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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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撒哈拉的联系：沙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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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的贸易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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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的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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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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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内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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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古今经济全球化
导入段
2013 年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项宏大且极为昂贵的计划，称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联通亚洲、非洲与欧洲的经济并推动发展。若完全落实，它将由一条“带”（陆上连接——公路、铁路、能源管道、电网）与一条“路”（由海港与航运通道组成的海上通道）构成。对中国支持者而言，它将“增强区域互联互通并拥抱更加光明的未来”；对批评者而言，这计划会成为中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载体。很快，这一项目被称为“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唤起了对那条曾长期贯穿欧亚大陆的古老商业网络的记忆。
主题开篇
记忆提醒我们：此前各章所讨论的众多民族、社会与文明，并非自给自足、与世隔绝。不同程度上，它们都嵌入与邻近或更遥远人群的关系网络中。世界史学者长久以来都关注这些联系，把它们视为变迁与转型的重要动力。本书第 1、2 章中“多样中的统一”与“联系与互动”的主题，在第 3、4 章中成为叙事的主要驱动力。
AP® 分析证据（图注问题）
这幅图像对中国人与中亚游牧民族之间关系有何暗示？
108 页（PDF 170）
开篇总述
长期以来，生活在不同生态区域的人群之间的远距离贸易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显著现象。这样的贸易改变了数以百万计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丝绸或玉器等远方商品变得可得时，消费习惯随之改变，它们也让精英借此与普通人区分开来。贸易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鼓励人们为了远方市场而专业化生产，而非仅满足本地需要。商人经常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积累财富却“不生产任何东西”，因此常遭他人怀疑。贸易也有改变政治生活的能力：对贸易的控制与征税所带来的财富，推动了各地国家的形成并维系其运作。此外，贸易成为宗教观念、技术创新、疾病致病体、动植物扩散的载体，使它们抵达远离原生地的地区。
所有这些长距离贸易早在 1200 年之前便已开始，并在 1450 年之后仍然持续。本章考察若干联系模式，并讨论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
AP® 考试提示
你必须了解交流网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效果。
横贯欧亚：丝绸之路
最著名的交流网络是以其最著名商品命名的丝绸之路。它把欧亚大陆上诸多民族与文明连接起来，早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就运转（见地图 3.1）。尤其在繁荣且政治稳定的时期，商队携带大量商品沿丝路跋涉，穿越中亚严酷的草原、沙漠与绿洲。驼队在沿途的旅馆或客栈（驿站/商队驿——caravanserai）停靠，这些设施遍布从地中海东岸到中国的贸易路线。商人在那里休息、与本地人及其他商人交换货物，并为牲畜补给。此类场所成为文化交流中心，不同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商人相遇与交往。一些驿站发展成重要的中亚商业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于阗、喀什噶尔与敦煌。
丝绸之路的形成
大多数在欧亚贸易网络上往来之物是奢侈品，面向精英与富裕市场，而非笨重的日用品；因为在漫长而艰险的路途中，只有价值高而便于携带的货物，才足以抵消高昂的运输成本。丝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之一。
AP® 考试提示（边栏）
了解沿丝绸之路流动的商品、思想、技术与人群，以及它们对欧亚文化的影响，这是 AP® 成功的关键信息。
109 页（PDF 171）
第三章要点时间线（Landmarks for Chapter 3）
丝绸之路：欧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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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 200 年—公元 200 年：丝绸之路初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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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00 年—公元 300 年：佛教向中亚与北印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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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00 年：丝织技术向中国之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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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 年：蒙古帝国重振丝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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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 年：黑死病经跨大陆贸易路线进入欧洲
海上之路：印度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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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年：对季风的认识使印度洋航行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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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50 年：全海航线贯通印度与中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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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700 年：伊斯兰教兴起与初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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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025 年：室利佛逝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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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000–1500 年：斯瓦希里文明在东非海岸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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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00–1511 年：马六甲繁荣
沙之路：跨撒哈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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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年：骆驼传入北非/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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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00 年：跨撒哈拉贸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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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1400 年：马里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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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1325 年：曼萨·穆萨麦加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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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年：伊本·白图泰访问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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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00–1591 年：桑海帝国繁盛
美洲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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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50–1250 年：美国西南部查科文化与中美洲社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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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00–1250 年：卡霍基亚成为北美商业网络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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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000–1100 年：甘薯自南美向太平洋诸岛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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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00–1500 年：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促进商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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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3.1 丝绸之路
说明：两千年来，商品、思想、技术与疾病沿欧亚大陆多条丝路传播。（图例：丝绸之路；中亚/内亚；贵霜帝国）
正文（续：丝绸之路的形成）
原始生丝在中国生产，随后技术外传到朝鲜、日本、印度、波斯与拜占庭帝国。随着丝绸供给增加，其多种形制甚至在欧洲也相当普及。在中亚，丝绸既是货币，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在中国与拜占庭，丝织衣物一度被法律限制为精英专用。丝绸被赋予高贵与地位的象征意义，政府出台法律以限制普通人穿着。佛教与基督教两大世界性宗教在扩张时也与丝绸相联系：中国佛教徒赴印求法时携带大量丝绸作为供品赠予各地寺院；在基督教世界，丝绸祭衣、帷幔、罩单成为高等级的宗教用品。到 12 世纪，加纳的西非国王也穿上丝绸，而丝绸在埃及、埃塞俄比亚与东非海岸流通。
几个世纪以来，轭具、鞍具与马镫等技术创新，以及骆驼、马与牛的使用，使跨越漫长距离的运输成为可能。“框架-床垫式”鞍具（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让骆驼能够稳定地驮运更沉重的货物。新的信用与交换形式也促进丝路运行：纸币（最初的中国发明）与被欧洲商人使用的汇票（bill of exchange），替代了大额金属货币的携带。银行业与本票的发展则允许远距离的货币兑换与信贷。
与今日全球贸易相比，丝路贸易的总体规模并不大，且奢侈品为主，对普通人的直接影响有限。然而，它产生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例如，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农民选择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专门生产丝绸、瓷器、漆器与铁器等产品，其中许多就是为丝路市场而定制。其影响也向下渗透，重塑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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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
此外，商人往往可从远距离贸易中获益匪浅，然而他们也经常被他人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于积累财富而非直接生产。贸易带来的收入与对通道的控制激励并维持着国家的创建与治理。更有甚者，贸易成为宗教思想、技术创新、疾病、动植物跨区域传播的载体。所有这些远距离的联系在 1200 年以前就已存在，并在 1450 年以后仍然延续。下文将考察这些联系的模式及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
宗教与丝绸之路
比起经济影响，丝绸之路对文化的作用更为重要。佛教——最初产生于印度的文明产物——在中亚与东亚广泛传播，正是依赖丝路上印度僧侣与中国朝圣者的旅行。在中亚的绿洲城市（如梅尔夫、撒马尔罕、于阗与敦煌），佛教在没有强制或官方推动的情况下传播，城市居民与精英乐于供奉与学习，这些富裕而有声望的城市也以其佛教寺院与经院成为与印度相连的精神纽带。
AP® 考试提示（边栏）
了解政府与贸易路线之间在不同时间与地区的关系。
112 页（PDF 174）
（续）
然而，佛教在丝路绿洲的传播也改变了宗教自身的面貌。许多佛教寺院深度参与世俗事务：它们富裕而繁盛，接受商人、工匠与地方统治者的馈赠。僧侣钵成为施主慷慨的象征，寺院壁画描绘乐工与杂技、敷粉女子、饮宴场景等，这与苦行禁欲的传统相去甚远。大乘佛教在此兴起，强调把佛陀当作神来礼敬、众多菩萨、慈悲与积累功德的可能性，而不是仅追随历史佛陀的更为严厉的心理修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元素：在撒马尔罕，祆教（拜火教）的仪式进入佛教实践；许多民族的神祇以菩萨的形式被纳入佛教体系，成为帮助受苦众生的觉悟者。
图像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丝路网络的关键节点，同时是佛教学习、绘画与雕塑的中心。约公元 400–1400 年间开凿出 492 个洞窟，保存了大量佛教艺术。图像中，佛陀被众菩萨环绕。
AP® 因果分析（边栏问题）
这幅图像如何体现佛教自创立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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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公元 1–2 世纪经由丝路进入中国，到 8 世纪已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更受欢迎的大乘佛教。其中最重要的中国化宗派之一是净土宗：反复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可在来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强调信心得救而非艰深禅修，被视为地道的中国式佛教。
然而，对佛教的接受始终伴随着反对与批评。819 年，著名儒者韩愈在反佛论战中写道：
“佛者，夷狄之人也，其言语不与中国同，其衣服不与中国同，其口不言先王之法……不知君臣父子之礼……”（意译）
若干十年后，中国国家对僧侣系统与外来宗教采取直接打击。唐武宗在 841–845 年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纳税，数千座寺院、庵观与佛像被毁或改作公用；黄金、白银、铜铁与宝石被禁止用于造像。这些举措对中国佛教造成严重打击：学者与僧侣四散，创造力削弱，寺院更牢固地纳入国家管控之中。
尽管遭受迫害，佛教并未在中国灭绝。宋代以后，强调打坐与顿悟的禅宗成为主流，得到了朝廷与士大夫的青睐。在基层民间，佛教观念也进入祖先崇拜、孔子礼祭与道教庙会之中。新儒学（理学）在士大夫层面吸收了佛、道思想，但在宗教实践上仍坚持儒家高标准。寺庙中常常同时供奉孔子、老子与佛陀，几乎不觉得彼此冲突。中国人早就说过：“汉家百姓皆戴儒冠、披道袍、着佛履。”与欧洲不同，在那里基督教最终压倒并排斥其他信仰；在中国，佛教与其他传统并行共存。
AP® 连续与变革（边栏）
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佛教在中国的最初接受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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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吸收佛教之时，它周边的若干文化（朝鲜、日本、越南）也主动借鉴这位“庞大而威望崇高的邻居”的诸多要素：例如，向中国朝贡以获取合法性与回赐；朝鲜新都开城（或庆州/开京，不同版本用名略有差异）仿照长安规划；朝贡贸易使丝绸、瓷器、佛教典籍与艺术品大量流入；贵族子弟随之在文化上**“中国化”。成千上万的朝鲜学生赴华学习，包括儒家经典与佛学**，更涉及科学与艺术。僧侣前往中国中心地带求法，迅速让佛教在朝鲜扎根。供学习儒家经典的书院与学校广泛建立。由此，朝鲜成为**东亚“中华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在日本同样受到青睐，尤其是武士阶层与知识精英。禅宗在日本广泛传播；新儒学约在 1240 年传入，并于 17 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汉字书写体系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写作、书法与诗歌也令日本精英趋之若鹜。
横贯印度洋的联系：海上之路（起始段）
若说丝路连接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网络则联通了印度洋周边的诸多社会。直到 1500 年之后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海洋贸易之前，印度洋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交流体系，延伸自中国南部到东非海岸（见地图 3.2）。与丝路相似，海上之路也从该区域的丰富环境与文化多样性中生长出来。对远方商品的渴求——如中国的瓷器、印度的香料、东非的象牙与黄金、阿拉伯的乳香与没药——提供了强烈的贸易动机。由于船舶能够承载更大更重的货物而运输成本低于驼队，海上之路最终承载了面向大众市场的大宗货物（如纺织品、胡椒等）。
AP® 连续与变革（边栏问题）
在朝鲜与日本，应对中国影响出现了哪些文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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